編者的話

　　2009年3月，德國漢堡Bernhard Nocht熱帶醫學研究所的一名女科學家因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器刺到從而被懷疑感染埃博拉病毒一事受到科學界普遍關注，這使實驗室安全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實驗室安全問題的提出似乎由來已久，然而卻漸漸成為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初進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在之前的種種警告之下會格外小心注意，久而久之卻“習慣成自然”，置若罔聞或形式主義了。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科研人員的疏忽造成的。本期聚焦我們把關注點鎖定在“實驗室安全”上，分別采訪了化學、生物、環境領域的科研人員，以及設計生產實驗室儀器和家具的廠商，他們的看法雖不盡相同，但共同表達了對實驗室安全問題的強烈關注。

　　“當時研究所在建P2(生物安全2級)實驗室的時候，我就對施工單位說，‘我的驗收很簡單，我會在實驗室內部的通風口處拿結核桿菌往外排，你們要敢站在出風口的位置呼吸，這個實驗室建造就算合格。’”

　　可以想象，當時的這句話肯定讓施工單位大大吃了一驚。但都培雙認為，有了這樣的質量保證，實驗室安全才得以讓人信服。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與免疫研究中心，副主任都培雙對實驗室安全規程的較真是同事和研究生們公認的。

　　“我想呼吁社會，實驗室安全意識非常重要。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保護自己、保護環境、保護社會，杜絕事故的發生。”都培雙說。

　　歷史的教訓

　　《卡桑德拉大橋》是部老電影，肺鼠疫是片中的線索性事件。冷戰時期，美國在實驗室中秘密存放了致命的肺鼠疫病毒，盛病毒的容器被子彈打破，帶有病毒的幸存者逃上了一輛從日內瓦開往斯德哥爾摩的列車，列車上1000多人受到這種空氣傳播的病毒的威脅……

　　“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就會想起2003年發生在我國的非典。雖然非典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遠沒有肺鼠疫高，但當時引發的的恐慌情緒是經歷過的人永遠不會忘記的。”都培雙說，“假想，一個生物安全實驗室流出一例肺鼠疫，那將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威脅啊!這也說明，實驗室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學家Sulkin和Pike調查了5000多個生物實驗室，累計實驗室相關感染3921例。低于20%的生物實驗室獲得性感染與已知的事故有關，80%的報告事例與實驗室人員暴露感染性氣溶膠有關。

　　“這就說明，八成的感染是未知的，而恰恰是這種未知的感染最難及時發現處理，造成的隱患最大。”在都培雙看來，極微小的氣溶膠是引發事故的罪魁禍首。

　　其實，以現在的生物實驗室設備和管理規程來說，“嚴格執行操作規程，氣溶膠感染完全可以避免，存放病原體的密封器皿，經過嚴格外部消毒，就算把舌頭拉開一個小口去舔一下，也決不會感染。我經常跟學生說，你要敢舔了，再把它從設備里拿出來，不然就不要拿”。

　　在很多人看來，都培雙的這種做法太極端了，但實際上“產生事故的原因，很多是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犯了極低級錯誤導致的”。

　　曾發生在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和北京的3起SARS實驗室感染事故，都是因為實驗室管理不嚴，工作人員未能嚴格執行生物安全管理與病原微生物標準操作，犯了不該犯的低級錯誤。

　　P3實驗室規定，不允許在同一實驗室進行兩種以上危險微生物的操作，但新加坡國立大學實驗室在作西尼羅河病毒研究的同時，也作具有活性的SARS冠狀病毒研究，造成病毒的交叉感染，導致一名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P3實驗室規定，處理危險微生物前，研究員應該進行必要的個人防護。而2003年12月6日，中國臺灣地區某病毒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在操作過程中發現，銜接運輸艙里裝有實驗廢棄物的塑料袋破裂，而后他未戴手套清理運輸箱里的廢棄物，因而感染了SARS病毒。

　　2004年發生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的事故，同樣也是因為研究人員使用未經嚴格驗證滅活的SARS病毒在普通實驗室進行實驗，造成人員感染。